“四川人开口离不开‘咋子’和‘要得’，咋子标致的人咋子要当尼姑？标致的人当婊子才要得是吧？当婊子也比当尼姑要得是吧？再讲，哑巴咋子识得了字？她识得字指明她不是天生的哑巴是吧？那她又是咋子成哑巴的呢？是病还是灾？是祸还是殃？到底是咋子了呢？”
确实，这个“咋子标致”的女人浑身涂满了“咋子”的问号。
吃口水，抽口烟，上校恢复口音，接着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久了出头的椽子总要烂。有一次出现紧急情况，我半夜三更去她租住的屋寻她。她管发报机，住处必须隐蔽，但顶级的隐蔽不是躲起来，钻旮旯，藏在清风雅静无人去的地方，而是混在人堆里，所谓大隐隐于市嘛。所以，她住在一条集市弄里，家家门门都是店面，卖油盐酱醋、日用杂货，白日夜里人来车往，闹闹热热。她扮着开布店，里屋作仓库，堆满布，平时发报机用布匹包着，混在布堆里，像树叶混在树叶里，一般查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专心找寻。她人住在阁楼上，屋顶有个老虎窗，万一出事可以钻窗逃跑。”
半夜三更，最闹热的市弄也见不到人影，静得深厚。上校朝她店里走去，一路只听见自个儿沓沓的脚步声和咚咚的心跳声。店在弄堂尽头，档头上。这也是讲究，不能夹中间，要靠边，闹中取静，有退路。终于，上校走到她店门前，正举手要敲门，听见屋里传出幽幽的呻吟声。门是那种木排门，不大隔音，上校立在门外，听得清爽，那声音像哭又不像，像小猫在撒娇、发嗲。
事情很紧急，他没有多想——不，也是想了一下的。
上校讲：“我想她可能在做梦，梦见伤心事了，所以不顾忌，敲开门。进屋看，总觉得她有些异常，神色慌张，好像已知道我要报的急事。我纳闷，正要问她，阁楼上突然发出一阵窸窣声，像有人。发报屋怎么能有外人？这是破纪律的。我问怎么回事，不等她回答，楼上冒出一个满头金发的洋佬，拖着长裙子，板着一张吃足亏头的凶脸，迎着我们放肆地走下楼梯，经过她面前时狠狠抽她一记耳光，扬长而去。我一时没明白究竟，后来明白了，那洋佬把我当作她的相好，吃醋了。这么半夜三更寻上门来的，不是相好就是鬼了。”说着哈哈大笑，哈出满嘴酒气。
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为什么要割舌头？女人吃这一口离不开舌头，割舌头就是要灭她这一口，断她根子。但她断不了，贼心不死，寻来上海这花花世界。这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也让她寻着要的鸟了。”
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
十四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民国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的五个手下的一个，那个会讲鸟语的家伙，被汪精卫的特务重金收买，把他一组人都卖个光。特务全城捕杀他们，死两个，逃两个，抓一个。抓的就是他，被敌人从电车上抓走，后来关押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里劳改，四五百人，天天挖煤。一次山体塌方，把一百多人堵在坑道里，大家拼命救，几百人昼夜不停挖塌方。但塌方面积太大，十多天都挖不通，就泄了气，放弃营救——因为救出来也是死人，不划算。
上校讲：“只有一个人不放弃，一个江苏常熟人，四十多岁，入狱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搬运工，壮实得像一头牛。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二十一岁，跟他在码头上做工，小儿子十七岁，做母亲的帮工，在乡镇上盘了一爿杂货店，卖油盐酱醋。常熟就是沙家浜的地方，是新四军经常出没的地盘。新四军也要吃饭，常来店里买东西，一来二往，把小儿子发展了，当了交通员，经常往上海跑，传情报，采购药品、枪械、弹药什么的。后来老小把老大也发展了，兄弟俩你来我往，成了新四军一条活络的交通线。”
那时在上海看电影是时髦，一次老大带老小去看电影，散场时老大不小心踏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女人回头骂他，老大不吱声，认了骂。老小却不服气，顶了女人的嘴，立刻有人冲上来扇他一耳光。他骂饭都吃不下，哪咽得下耳光？十七岁的人毕竟毛，做事没深浅，容易冲动，跟人家打起来。哪知道对家是个警察，吃凶饭的，拔出枪来耍威风，要兄弟俩下跪讨饶。老大知道事情不妙，准备认怂，讨个安耽。老小不干，趁现场混乱，扑上去要夺对手的枪；一下枪响了，虽然没伤到人，却引来一群警察，把兄弟俩抓去警局教训。这下情况更糟糕，因为老小身上带着一份采购清单。警察有嗅觉的，一看清单，怀疑两人身份险恶，开始对他们严刑拷打审问。后来又上门搜查，搜到一把手枪和一些子弹，害得把父亲也牵连进去。父子三人就这样落难，最后被关进战俘营挖煤。那次塌方，父亲和上校是一个班的，躲过一劫，但兄弟俩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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