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恐怕目前除了罗教——除了教皇等几个罗教有限的高层人物外，就连罗教的其他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叶骄阳沉声说道，“不过以我的判断，就算是现在位于九州国行宫博物院里的那枚‘传国玉玺’，也绝对不值得罗教如此大动干戈。罗教，从一开始，应该就不是冲着朱允炆的那个什么‘建文宝藏’去的。”
顿了顿，似乎是想要增强他话语的说服力，叶骄阳想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们是冲着‘建文宝藏’去的，那按照老白之前的描述，在他们制造‘催眠短信’事件，用以窃取行宫博物院里从巴蜀‘三星堆’出土的那面青铜古镜文物时，完全可以顺带着盗走那枚‘九龙帝玺’。反正事情都惹出来了，偷一个是偷，多偷一个也差不到哪里去。”
“未必。”皱着眉头的范易却是出声否定了他的这个说法。
“我也觉得老叶你说的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萧策说道，“虽然都是行宫博物院里的藏品，但是偷那面巴蜀‘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古镜，和偷那方‘九龙帝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首先两者的难度就是天差地别。”
叶骄阳翻了个白眼，撇撇嘴，却是非常难得地没有出声反驳。
道理就摆在这里——
巴蜀“三星堆”出土的那面青铜古镜，那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出土的文物，即便在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九州国甚至是世界的考古圈，但毕竟是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而那枚被白亦凡从石龟肚子里切出来的“九龙帝玺”，却是才出世半年的国宝，九州国官方为了这枚‘传国玉玺’，甚至还专门在行宫举办了一次世界性的国宝大展览。
虽说行宫博物院对于每一件藏品的安保措施和保养措施都是一样的，但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肯定是对“九龙帝玺”更加的慎重。
罗教在燕京制造“催眠短信”事件，用来牵制燕京的安管人员，然后利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盗走了那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古镜。
同样的手法，如果用到那枚“九龙帝玺”上，可能在“狸猫换太子”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被人发现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顺不顺便”的问题。
盗取那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古镜，和盗取那枚“九龙帝玺”，根本就是两种难度系数完全不同的活儿。
罗教当时没有去动那枚“九龙帝玺”，可能是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那面青铜古镜去的，跟朱允炆的那枚“传国玉玺”根本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了盗取这枚“九龙帝玺”的难度，所以他们当时没有选择“顺手牵羊”，而是先盗走那面他们想要的青铜古镜。
这两种可能，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而且逻辑上也完全说的通。
“不过我觉得老叶的直觉应该没有错。”范易虽然不同意叶骄阳后面的那句补充理由，但却比较赞同他之前作出的那个判断，“罗教从一开始，很有可能就不是冲着‘建文宝藏’去的——那面被盗走的青铜古镜，可是巴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那面青铜古镜存在的时间上，我都不觉得它和九州国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建文宝藏’会有什么关联。”
“日月朝那会儿可不比现在，有高铁、飞机，那会儿甚至连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马匹。”
“然而马匹的负重是有限的，乘坐个把人跑一跑还行，但想要把一堆金银器物从巴蜀运到燕燕城，或者是从燕京晕倒巴蜀，那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
“自古就有‘蜀道艰难’的说法，古人想要进巴蜀，车马那都是要留在外面的，只能靠自己的一双脚走进去。”
“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我实在很难想象朱允炆吃饱了撑的会去巴蜀搞一个什么藏宝库。而且当时他从燕京出逃后，大量的史料都证明他是逃亡了南边的海洋，也就是现在吕宋国、星洲国、天竺国尼西亚这片区域，跟巴蜀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范易皱着眉头，边说边整理着脑海中的思路：“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九州国巴蜀的‘三星堆’遗迹，不论是第一次正式发掘还是在其后的几次发掘里，都没有出现过明代的器物，也没有任何盗洞存在的痕迹。这说明，‘三星堆’遗迹在被正式开发前，并没有被任何人光顾过，也就是说在日月朝时，这个遗迹也是没有被人发现的。”
“三星堆”遗迹被发现，是当地农民燕道成在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两年后，1931年春音音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给了阿美利加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在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
在首次发掘以后，因为九州国当时的大环境，发掘开始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三星堆”的考古和发掘才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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